大年三十晚上，电视里又响起冯巩那句“我想死你们啦”，可陪在他身边的不再是那个眼睛会说话、笑起来甜丝丝的东北姑娘了。我闺女转头问我：“爸，以前总跟冯巩演小品的那个漂亮阿姨去哪儿了？”

这一问，把我问愣了。是啊，金玉婷哪儿去了？那个曾经五年霸屏春晚、被观众亲切叫作“冯巩媳妇”的金玉婷，好像真的消失很久了。

时间倒回2003年除夕夜。春晚后台乱成一锅粥，小品《我和爸爸换角色》原定的女演员闫妮来不了，导演组急得直冒汗。最后，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正在候场的金玉婷身上——“救个场，行不行？”

那年头，春晚的舞台比天还大，临时顶替这种事，搁谁身上都得腿软。金玉婷接过本子，发现离开演只剩下几天，台词都没记熟，搭档郭冬临她也不太熟悉。可这姑娘愣是咬着牙，把自己关在排练厅，一句台词一句话地磨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地抠。饿了啃面包，困了趴桌子上眯一会儿，硬是在几天内把角色吃透了。

除夕夜直播，当金玉婷穿着那件红毛衣出现在电视上，用一口东北腔说出“你这人咋这样呢”时，全国观众都乐了。那种邻家姑娘的亲切劲儿，那种自然流露的喜感，让她一夜间家喻户晓。那年她刚三十出头，站在春晚的聚光灯下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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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以后，金玉婷成了春晚的常客。2007年和潘长江合作的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，她演的那个倔强又深情的女青年，让不少人在笑声里抹了眼泪。2008年搭档孙涛的《军嫂上岛》，她顶着海风在舞台上喊出“我等你回来”时，台下坐着的老兵们眼眶都红了。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和冯巩的几次合作，无论是《咱村的事儿》里泼辣的村姑，还是《暖冬》里温婉的都市女性，她和冯巩站在一块儿，那种默契就像老邻居唠家常，自然得不像在演戏。

观众喜欢她，喜欢她不像有些女演员那样端着，喜欢她笑起来眼角弯弯的模样，更喜欢她演啥像啥的本事。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，但街头巷尾都知道春晚有个“小品公主”，叫金玉婷。

可没人知道，舞台上的笑容背后，金玉婷正把自己逼向悬崖。春晚的压力有多大？她后来回忆说，那些年一到年底就开始失眠，脑子里全是台词走位，做梦都在排练。一个小品要打磨三四个月，每天排练十几个小时，改几十遍剧本是常事。为了保持状态，她不敢多吃，不敢生病，连家里老人病重都不敢请假回去看一眼。

2010年春天，在电视剧《孟来财传奇》片场，金玉婷正在说台词，突然眼前一黑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送到医院，诊断书上写着：重度抑郁症伴焦虑症。医生说，这是长期高强度工作、精神持续紧张导致的。

她的家人后来告诉记者，最严重的时候，金玉婷整夜整夜睡不着，坐在窗边发呆，家里人得轮流守着她，连阳台都不敢让她靠近。那个在电视上带给千万家庭欢笑的女人，私下里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。

治病的过程漫长而艰难。金玉婷推掉了所有演出，消失在公众视野里。她试过各种疗法，吃过不少苦头，最难受的时候，觉得“活着都没意思了”。这一折腾，就是整整四年。

2014年秋天，朋友们再见金玉婷时，都有些不敢认。她瘦了很多，但眼神清澈了，说话慢悠悠的，提到春晚时也不再紧绷着身体。她说：“病好了，也想明白了，人活着不是只有舞台那盏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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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再也没回过春晚。不是没人邀请，是她自己不想回去了。有导演带着本子找上门，她客气地倒茶，安静地听完，然后摇摇头：“谢谢您，我现在这样挺好。”她在北京郊区租了个小院，种菜养花，偶尔拍拍自己喜欢的戏，报酬不高，但心里踏实。

去年有网友在颐和园偶遇她，五十出头的金玉婷穿着素色衬衫，一个人坐在长廊里看书。网友拍了张背影照发到网上，配文是：“原来她在这儿呢。”照片下面，三千多条评论都在回忆她的小品，回忆那些有她陪伴的除夕夜。

如果说金玉婷的离开像一场急刹车，那郭达的淡出，就像一列老火车缓缓进站，平稳，从容，带着到站后的释然。

2010年春晚，郭达和蔡明演完《家有毕业生》最后一个镜头，在后台拥抱了一下。蔡明说：“老搭档，明年见啊。”郭达笑了笑，没说话。那时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别，郭达就再也没以主演身份回到春晚舞台。

从1987年第一次登上春晚算起，郭达在这个舞台上站了二十次。二十个除夕夜，他都是在演播大厅过的，家里的团圆饭桌上，永远少一个人。他演过憨厚的农民，演过爱占小便宜的小市民，演过倔强的老兵，每一个角色都带着浓浓的烟火气。观众最熟悉的还是他和蔡明的组合，从《机器人趣话》里被捉弄的丈夫，到《父亲》里操着陕西腔的老汉，郭达往台上一站，不说话都有戏。

那些年，郭达是出了名的“戏疯子”。为了琢磨《换大米》里一句陕西话的腔调，他能拉着陕西籍的场工聊到半夜；排练《送礼》时，一个下跪的动作，他实打实地跪了上百遍，膝盖肿得老高。导演劝他不用那么较真，他摆摆手：“观众隔着电视看得清着呢，糊弄不得。”

可观众不知道的是，每次郭达在台上卖力表演时，后台角落里总坐着一个女人，手里抱着保温杯，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台上。那是他妻子吴芳。

1987年，郭达第一次上春晚，家里穷得叮当响。全部存款只有150块钱，吴芳把钱全拿出来，跑遍布料市场挑了块呢子料，连夜给他赶制演出服。郭达在屋里背词，她就坐在床边缝衣服，可提现游戏平台针脚密密的。除夕下午，衣服做好了，郭达穿上试了试，吴芳替他理理衣领：“精神多了，上台去，保准成。”

送郭达上去电视台的车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吴芳把保温杯塞他手里，说了句：“好好演，不成也没事，家里的饭我给你热着。”车开远了，郭达从后视镜里看见，妻子还站在胡同口，北京冬天的风把她头发吹得很乱。

这句话，吴芳说了二十年。每年除夕，她都在后台等着，郭达一下台，她第一个迎上去，递温水，披外套，从来不说“演得真好”，只说“累了吧”。有年郭达的小品反响不好，网上有些批评声，他闷着头抽烟，吴芳拿走他手里的烟，说了和二十年前一样的话：“家里的饭还热着呢。”

2010年春天，郭达六十岁生日那天，儿子从国外打来视频电话。屏幕里，孙子奶声奶气地问：“爷爷，你明年能在家里过年吗？”郭达转头看看妻子，吴芳正低头给他织毛衣，鬓角已经白了。

那个秋天，当春晚导演组照例打来电话时，郭达客气地拒绝了。挂了电话，他对吴芳说：“今年咱俩好好过个年，我陪你包饺子。”

这些年，郭达和吴芳住在北京一个老小区里。早上一起去买菜，下午在公园散步，晚饭后看看电视。有老邻居认出他：“郭老师，今年春晚没您啊？”他笑呵呵地答：“老了，让年轻人上吧。”蔡明偶尔来做客，三个老友坐在阳台上喝茶，说起当年排练的糗事，笑声能传出老远。

比起金玉婷和郭达，毛阿敏离开春晚的方式，更像一场盛大的日落——从容，体面，光芒慢慢收敛，余温久久不散。

2000年春晚，毛阿敏穿着白色长裙站在升降台上，唱完《同一首歌》最后一个音符。灯光暗下时，她深深鞠了一躬，那个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深，都要久。当时很多人没在意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她在向这个舞台告别。

从1988年第一次在春晚唱《思念》开始，毛阿敏的声音就成了除夕夜的标配。她不用像小品演员那样挤眉弄眼，不用像舞蹈演员那样腾挪翻转，只要往台上一站，开口唱第一个字，电视机前的喧闹就会安静下来。《渴望》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，这些歌经她的嗓子一唱，就有了温度，有了故事。

九十年代是毛阿敏的黄金时代。她一年要演两百多场，从人民大会堂到县城体育馆，场场爆满。国外媒体称她为“中国的席琳·迪翁”，唱片销量动辄百万。春晚导演组每年最早定下的节目名单里，一定有她的名字。

但毛阿敏自己知道，有些东西在变化。1998年春晚彩排，她唱完一遍《歌声与微笑》，导演觉得情绪不够饱满，要求再来一次。她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空荡荡的观众席，突然有些恍惚——她已经这样唱了十年，同样的舞台，同样的流程，甚至同样的掌声。

2000年那场演出后，毛阿敏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工作。商演能推就推，专辑也不急着出。朋友不理解：“正是最红的时候，怎么往回缩呢？”她笑笑：“唱不动了。”

她是真的唱不动了吗？2012年，毛阿敏在澳门开演唱会，两个半小时，二十八首歌，五十三岁的她全程站着唱完，高音清亮，气息稳当。唱到《思念》时，台下有观众喊：“再上春晚吧！”她摇摇头，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：“这儿满了。”

“满了”是什么意思？后来她在采访里解释：“以前唱歌，总想着要唱得更高，传得更远。现在觉得，能把一首歌唱进几个人心里，就够了。”她开始做一些很小的事：给山区小学捐音乐教室，偶尔去养老院唱唱歌，收几个真正热爱音乐的学生，一对一地教。

去年冬天，有网友在北京一家书店偶遇毛阿敏。她穿着灰色毛衣，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乐谱，旁边放着一杯凉了的茶。网友悄悄拍了张照片发上网，标题是：“偶遇记忆里的春晚金嗓子。”照片里，窗外的阳光照在她头发上，有些银丝，但很亮。

金玉婷的微博最后更新停留在2019年春天，晒的是她种的一盆茉莉花，开得正好。有粉丝在下面问：“姐，还演小品吗？”她没回复。但共同的朋友说，她现在偶尔会去话剧团做指导，看到年轻演员排戏出错了，还是会着急，一着急就蹦出东北话：“你这孩子咋回事儿呢？”

郭达去年参加了老艺术团的下乡演出，在河北一个小县城，舞台就搭在打谷场上。他演了个十分钟的方言小品，讲空巢老人的事。演完了，台下的大爷大妈拉着他手不让走，非要他再唱段《换大米》。他清清嗓子，真的唱了两句，还是那股陕西味儿，只是声音有点哑了。

毛阿敏最近一次公开露面，是在一个公益音乐会上。她唱了首老歌《掌声响起来》，没有华丽的伴舞，没有炫目的灯光，就一架钢琴伴奏。唱到“好像初次的舞台，听到第一声喝彩”时，她抬手擦了擦眼角。台下很安静，然后掌声响了很久。

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继续，新面孔层出不穷，舞台越来越炫。只是当某个熟悉的小品梗出现时，当某段经典旋律响起时，总会有人想起，很多年前的除夕夜，有人曾在这个舞台上，这样笑过，这样唱过，这样真诚地陪我们守过岁。

发布于：山东省